迁徙塑造的街区
贝伊谢希尔的历史不止于中世纪古迹。哈米迪耶街区保存着20世纪初从北高加索迁来、在既有奥斯曼城镇旁建立新生活的家庭记忆。修建住宅的公文、农地分配记录、家族口述与两处墓地的碑文，构成一组互相补充的材料。它们呈现的是持续数年的安置过程，而非抵达之后便顺利完成融入的简单故事。
侯赛因·穆什马尔与穆斯塔法·切蒂纳斯兰将研究对象称为车臣—印古什社区。奥斯曼文件常用“高加索移民”或“车臣移民”等称呼，受访后代则提到车臣和印古什两种家族来源。高加索是一个地区，并不意味着其中所有人的身份相同；也不能随意用“切尔克斯人”代替这些具体名称。马达岛的顿河哥萨克同样是另一群体。
从格罗兹尼到哈米迪耶
研究追溯到1901年离开格罗兹尼、抵达伊斯坦布尔的120户家庭。此后队伍分开，一部分前往乌尊亚伊拉，约60户继续进入科尼亚省和贝伊谢希尔。19世纪更广泛的高加索流离失所构成背景，但将这次具体的地方安置直接写成发生于1864年，会掩盖关于较晚抵达时间的档案证据。
最初的居住地点靠近水道。文献与口述资料描述了低地居住期间包括疟疾在内的健康困难，随后家庭迁往距渠道约500米的于奇莱尔山丘一带较高地势。新街区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命名为哈米迪耶。建房、土地安排和卫生问题出现在20世纪初不同年份的记录中，因此应将安置理解为分阶段的过程。
住房与生计的建立
安顿家庭不只是划出宅基地。档案涉及国家出资修建住宅、购置超过450德努姆的农业用地，以及提供役畜和农具。住房与收入来源必须一起安排，这些细节让“移民”重新成为有实际生活需要的家庭。他们需要适应新的耕作、疾病和环境条件，而不是人口表上增加的一组数字。
迁徙并未在第一次安置后结束。根据同一研究，1934年又有十户、共四十人从埃雷利所属的布尔哈尼耶迁入贝伊谢希尔。他们是此前安置于当地的社区所剩成员。首次分配的村庄并不一定是最终归宿，安纳托利亚内部也存在再次迁居。哈米迪耶的形成因而跨越数代，不能用一条从高加索指向湖边的箭头完全概括。
墓碑保存的个人历史
研究者记录了38处墓葬纪念物，其中下墓地33处，上墓地五处。36处能够读出死亡日期，十四个日期落在1903至1906年间，已知年代延续至1930年。这些碑文将具体姓名与家庭关系补入行政史，但它们只是保存下来的样本，并非完整人口或死亡登记。单凭年代，也不能判断每个人的死因。
碑文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奥斯曼土耳其语，刻在当地凝灰岩上。字形有浮雕和阴刻之别，装饰通常较克制，使阅读者更关注文字。对高加索和原籍地点的提及，保留了跨越距离的联系。作者同时讨论经济条件与本地工艺的影响，并未把每一种形制都视作所有车臣或印古什家庭共同而永恒的民族标志。
同一片湖区的不同社区
建房公文和墓碑回答的问题不同。官方信件可能记载费用或求助，而墓志将一个具名的人保存在家族纪念之中。口述历史又能补充行政档案未记录的经历。综合阅读，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劳动、疾病、归属与记忆；但事后多年讲述的家族回忆，仍应与事件当时形成的文件加以区分。
这一历史也与马达岛相连，但必须区分社区。岛屿研究记载，在19世纪顿河哥萨克定居之后、后来的约鲁克人迁入之前，岛上曾有车臣家庭。这是不同群体在同一地景中交会的历史，不代表他们属于同一族群。马达岛专题解释这一先后过程，也说明地名Kazak在这里指哥萨克，而不是哈萨克人或车臣人。
理解仍在延续的记忆
哈米迪耶为城市地图添加了较新的层次。埃什雷夫奥卢清真寺周围的老城核心、沿湖泊出口形成的街区以及移民新街区，并非同一时代建成。将它们一起观看，贝伊谢希尔便呈现为不断被住房、工作与水环境改变的城市。滨水历史文章把这一发展与石桥、渠道和城市扩展联系起来。
墓地仍是家族纪念的场所。到访时应遵守当地通行安排，不清洗、拓印或移动石碑，拍摄人物前先征得同意。已发表的调查可以帮助理解碑文，但研究中的访谈反映的是调查当时的社区情况，不能代替今天对后代人口的统计，也不应据此推断每位现居民的身份。